打击文物犯罪“总是跟在盗墓者身后”?如何跳出“怪圈”

打击文物犯罪“总是跟在盗墓者身后”?如何跳出“怪圈” 资料图:考古事情职员挖掘古墓。 李超庆 摄

  阻击盗墓贼

  本刊记者/胥大伟

  2020年10月19日,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刘继园落网。

  在被通缉之前,刘继园在南京历久谋划一家“古工艺品店”,以正当谋划古玩为幌子,黑暗倒卖国家珍贵文物。自2015年至2018年时代,刘继园涉嫌多次从盗墓者手中违法收购舍利、编钟、铜虎、金棺银椁、鎏金棺、铜镜等国家珍贵文物举行倒卖。2018年案发后,刘继园突然销声匿迹,陕西、安徽警方相继对其上网追逃。公安部先后两次公布A级通缉令,通缉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刘继园。

  2017年以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在天下部署开展袭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经由三次延续专项袭击,侦破种种文物犯罪案件348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67名,打掉犯罪团伙751个,追缴文物40000余件。公安部延续公布四批A级通缉令,通缉42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职员,已抓获38名。

  今年8月31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部署继续开展为期1年的新一轮袭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重点袭击偷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偷窃古塔等文物修建犯罪,以及针对重点文物珍爱单元或国家珍贵文物等犯罪。

  一面是袭击文物犯罪进入常态化,另一面在袭击文物犯罪时仍面临统领权、专业人才、机构体例、司法逆境等诸多难题。利剑虽然高悬,但征途依旧漫漫。

  滞后性和统领权逆境

  “现在泛起了一个怪圈”,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说。

  寿县曾是战国后期楚国国都,到唐、宋时,寿县以荣华著称于世。由于墓葬资源丰富,这里被称作“地下博物馆”。沈军所在的寿县公安局一直奋战在袭击文物犯罪的最前线,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公安机关一直在袭击,但盗墓者一直还在干。”多位一线警方人士以为,盗墓犯罪赢利极大,而犯罪成本却不高,这使得盗掘古墓犯罪一直难以禁绝。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呼吁袭击盗墓犯罪要走“趋严”的路子。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把涉及文物犯罪的死刑所有作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指出,刑法中将盗墓作废死刑,于是立竿见影地造成了盗墓征象加倍疯狂,这异常值得引起人人的反思。

  对于警方而言,袭击盗墓犯罪经常遇到无人报案的尴尬。文物案件数据的泉源一样平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公安机关掌握的数据,二是报到国家文物局督察司的数据。山西警员学院教授、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副局长靳平川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文物系统掌握的数据实在很少,而公安机关掌握的数据也只是一个立案数,由于种种缘故原由,种种案件的立案和发案存在数据差。大量的古墓被盗掘后由于没有直接受害人而导致“民不告”,以是盗墓案件的立案数远远小于发案数。

  更为被动的是墓葬被盗的情报信息经常存在滞后性。例如淮南武王墩古墓早在2015年就遭到盗掘,直到2018年头,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侦破一起盗掘古墓案件,该团伙成员揭发揭发,淮南警刚刚接到线索。“袭击永远都是滞后的,你都没有发现,怎么立案?又怎么侦查?”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坦言道。也有考古学者埋怨,“我们似乎总是跟在盗墓者死后,被动的举行应急珍爱”。

  在山西“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中,发现遭到盗掘是在2016年,而盗墓早在2013年就最先了。陶寺北墓地原先并非是珍爱区,直到发现遭盗掘才最先申报。“珍爱区都是盗出来的。”山西省公安厅袭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央卖力人韩智慧有些无奈地说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盗墓案件案发时,并没有被划定为珍爱区,大部分古墓在还不是珍爱区的情形下就已经被盗的杂乱无章了。“只要找不见墓坑,就很难牢固证据,中心线索一断,再追查就难了。”

  文物犯罪最大的特点就是遍布天下,文物领域地下渠道实在是四通八达,盗墓犯罪团伙时常跨区域流窜作案,给警方袭击文物犯罪带来挑战。这需要公安系统确立高效精准的情报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

  “我们已经超前在谋划这件事情。”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数古墓被盗后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往往报案时已错过最佳侦破时机,针对此普遍性问题,淮南市公安机关确立了重点职员库,通过对流动到淮南的天下盗墓高危区域职员流动轨迹举行数据研判,连系文物部门提供的疑似被盗掘案件信息提取有价值线索,对重点职员执行立线谋划侦控,从而实现精准袭击。《中国新闻周刊》亦从上海警方获悉,当地公安机关与其他外省市也确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重点关注重点区域的文物商人。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则依托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确立了袭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央,为天下袭击文物犯罪提供信息和手艺支持。

  困扰公安机关袭击跨区域盗掘古墓葬犯罪的另一个难题,是案件统领权逆境。山西省临汾市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盗掘古墓葬案件中,因犯罪嫌疑人将文物盗掘后在其他地方倒卖,且延续倒卖多手,检察机关以为被盗文物的倒卖行为地和掩饰遮盖犯罪所得行为地不在内陆,内陆侦查机关没有统领权,因熟悉不统一及相关执法划定的不完善,致使在文物追缴和全链条袭击上无法正常的开展事情。

  以掩饰、遮盖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例,现在相关的司法注释中只有2007年5月11日实行的法释(2007)1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解决与偷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详细应用执法若干问题的注释》中,第五条划定了跨区域实行犯罪的统领问题,而对于文物犯罪领域并没有详细的划定,因此造成熟悉不统一问题。

  对于地方公关机关而言,在袭击文物犯罪过程中,普遍都市遭遇统领权的司法逆境。一位警方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泛起类似逆境,与员额制改造有关系,检察院、法院执行员额制,“谁办案谁卖力”,检察官们不愿为外省案件肩负分外的风险。多位警方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对相关执法法规举行修缮明确。

  若何以“专业化袭击职业化”

  袭击文物犯罪,相比于传统的侵财类犯罪而言,具有专业壁垒。对于地方公安机关而言,袭击文物犯罪首先面临的是专业人才不足的难题。

  山西省公安厅袭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央卖力人韩智慧办过相关的专业职员培训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培育袭击文物犯罪专业职员,难点就在于需要对历史、对文物有深挚的领会。克日,公安部刑侦局文物犯罪案件侦查处公布的招聘中,就要求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人才。在地方上,山西警方通过三年的袭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培育袭击文物犯罪专业人才,同时确立了袭击文物犯罪专业人才库。

  “专业人才必须经由实战培育。”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淮南市公关机关也是接纳类似做法,即市局合成作战中央牵头,组织人才培训、大要案指挥袭击,网安、技侦、视频、情报等部门同步上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袭击文物犯罪的人才梯队。

  面临日益职业化的文物犯罪,公安部门想要实现“专业化袭击职业化”,需要专业机构举行支持。若何解决机构体例问题,无疑是一道难题。公安部刑侦局新近成立了文物犯罪案件侦查处,就是旨在更专业的袭击文物犯罪。而在地方上,受制于机构体例问题,现在只有陕西省公安机关设立了袭击文物犯罪的专门机构。

  在精简体例的大趋势下,地方下层公安机关增设袭击文物犯罪的专门机构并不现实。黄升忠坦言,安徽不是文物大省,并没有专门的警种来专业化袭击文物犯罪。为领会决这个难题,淮南市公安局设立了合成作战中央,从接处警、立案、现场勘查、信息研判、审讯再到文物判定移交等环节统一指挥,合成作战。专业职员平时涣散在市局和各分县局,遇到警情则可以快速集结形成事情专班。

  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告诉记者,面临一些文物犯罪案件,分县局往往没有专业队伍,也没有技侦、网安等手艺力量,“能力达不到,必须依赖市局,举行资源整合。”

  文物犯罪案件的侦办往往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我们最长的案子花了一年半”,韩智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抓捕是件很庞大的事,“我们要把所有的侦查时间用到极致”。对于团伙化、职业化的文物犯罪案件而言,深度谋划是需要的,“我们需要精致的研判,在收网之前要把每个环节要摸清晰。”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度谋划经常要花费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意味着袭击文物犯罪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往往袭击一个流窜多地的盗墓团伙,警方需要派遣多个抓捕组,几十名警力分赴多地举行侦查、抓捕,办案成本动辄上百万元,只能挤占其他办案经费。

  为了珍爱文物,国家会有专门的预算经费,但它是向一些文物大省倾斜的。“安徽根本就没有,像我们这更谈不上经费保障。”黄升忠坦言。多位受访警方人士示意,袭击文物犯罪的经费保障,仅仅靠向导重视是不行。向导重视,只能解决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不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受制于职员体例和经费的另有文物珍爱部门。因事情关系,沈军时常会与下层文物部门交流。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光靠文物部门同样解决不了文物珍爱问题。以寿县为例,全县存有事迹160多处,其中唐、宋、明、清修建10多处,古墓葬多达80多座,古遗址29处,而寿县文化和旅游局机关行政体例员额只有15人。“统领面积大,靠十几小我私家怎么能管得了?”沈军建议,对于一些重点的墓葬区域应执行专人看守或者手艺提防,并把它纳入政府职责,提高重视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以为,文物行政执法效果不理想,主要缘故原由是执法队伍不够充实和专业。现在许多地方的文物部门已经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而是由文化综合执法队伍举行文物行政执法。文物治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综合执法职员不一定具备,严重影响了执法能力和效果。王云霞建议应该确立一支专业的、专门的文物执法队伍,赋予其自力的执法权,才气真正有效地推行文物执法的责任。

  判定难题

  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中,26件编钟被有关部门判定为二级文物,淮南警方对此持有异议。“我们以为应该是一级文物”,淮安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提出可以举行微量元素认定,也申请了判定复议,但没有乐成。

  警方之以是较真于判定品级,是由于文物的品级判定效果直接关系到犯罪分子的量刑尺度。通常盗掘一级文物量刑尺度是10年以上,盗掘二级文物的量刑尺度则是10年以下。

  “我们感受最难的就是判定方面。”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行文物犯罪执法仍为1997年对文物犯罪的法典化组织,已不顺应当前袭击犯罪的需要,如在文物判定方面,存在判定机构少,且重新判定难的征象。

  201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五部门团结印发《涉案文物判定评估治理办法》,其中明确国家文物局卖力遴选指定涉案文物判定评估机构,制订涉案文物判定评估治理制度和尺度规范。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卖力推荐本行政区域内涉案文物判定评估机构,对涉案文物判定评估事情举行监督治理。国家文物局在天下遴选指定了41家涉案文物判定评估机构。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41家涉案文物判定评估机构对1300余起刑事案件提供涉案文物判定,涉及可移动文物7万余件(套),不能移动文物近600处。

烟台市一企业进口冷链食品及接触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自31日凌晨起,又进一步扩大排查检测范围,对该企业售出的所有货品和涉及场所、人员等进行了追溯、检测。至11月1日凌晨,累计检测样本8409份,其中,人员1344份,产品、包装及环境7065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阳性案例。

  然而在下层,判定需求仍然难以知足。黄升忠以为,解决判定难,需要在国家层面思量文物判定机构的设置。此外,判定机构间存在说法不一的征象,省域之间也存在尺度差异。相比于通俗犯罪的司法判定,已经形成了一套连贯的机制,涉案文物的判定机制仍有待补课。

  山西省资深文物判定专家李文(假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举行文物判定主要照样依赖判定职员对文物的认知,也会接纳X光透视器物内部结构,来判别真伪。当文物被收缴回来之后,判定职员会先做原始信息录入,包罗尺寸、重量、泉源等信息,然后摄影,下一步再举行真伪、级别、珍贵水平等方面的判定。判定效果需要在场的多位专家杀青一致评价。

  李文告诉记者,文物的评级尺度主要参考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往往定的级别相对较高,是由于晋东南鲜有商代墓。在酒务头发现一个商代墓,意味着它证实那时该区域也有商文化的存在,因而能解决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同样的青铜器,若出土于河南,它的主要性就会降低。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曾参加过若干次被盗文物的判定事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并不是没有文物的评级尺度,文物判定机构也都市凭据国家划定的尺度来举行文物定级,只是有些方面可以再细化。

  总的来说,专家举行文物判定只定文物材质、器型、年月和品级,但并未将“是否系出土文物”、“是否系克制生意文物”纳入判定局限,这也给文物溯源增添了难度。

  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卖力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主要文物溯源过程中,一些文物被盗掘后经多次倒卖,有的走私出境后又回流海内,文物溯源难度较大。有的犯罪嫌疑人将线索指向已殒命的人,致使线索中止,主要文物无法溯源。

  更为要害的是,文物是否属于国家克制生意的,判定机构不予认定,这使得公安机关在追索和溯源文物时,文物在流通买卖环节的“罪与非罪”难以认定。

  文物买卖的罪与非罪

  文物犯罪是一条长长的黑色链条,然而一线的公安干警却经常遇到文物流通领域“罪与非罪”的界定难题。“若是我是一个珍藏爱好者,从市场取得,但我并不知道它是出土文物,若何界定?”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沈军抛出来他的疑心。沈军以为,对于文物流通领域,我国的执法过于宽泛,这会造成过量袭击和认定难题。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山西一位住民在地摊上买了一堆碎铜片,回家后他将碎片逐一拼接修复,然后再将文物卖掉,由于无法确定市场端的源头,警方在“罪与非罪”的认定方面陷入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珍爱法》认定,通常出土出水的文物都是国家的。但其第50条划定了私有文物的取得方式:依法继续或接受赠与;从文物商铺购置;从谋划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置;公民小我私家正当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以为,前面三项都对照清晰,后面这项划定确实对照容易引起歧义,而且容易被曲解。依法转让的寄义也不是很明确,应该包罗无偿的赠与、继续,以及有偿的生意,不仅与前面几项有所重复,还可能引发小我私家能否出售文物的质疑。文物的取得方式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划定得加倍明确、详细,不应模糊不清。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以为,是否是出土出水文物,不应该由文物持有人来证实,这是有罪推定,违反了善意取得原则。“只要没有证据解释他是偷窃的、盗墓的、走私的,国家克制买卖的文物,那么它是正当的。由于这些文物它有无数种泉源。”钱卫清说。

  王云霞以为,地下、水下文物属于国有,不允许私人所有,也不允许买卖,因此不存在由于对出土文物买卖的模糊性,造成罪与非罪界线不清的问题。有些人之以是对于涉及出土文物的买卖治罪有疑惑,是由于他们以为自己是从正当市场或者他人手中,以合理价钱购置的,是完全不知情的。然则,执法已经明确划定了文物的特许谋划,若是不是从具有资质的文物商铺或者拍卖行购置,买卖自己就不正当。而且执法已经明确克制私人生意出土文物,以是即便他是以合理价钱从他人手中购置,而且确实不知情,也不能声称自己是善意购置者;若是明知是出土文物而购置,那就是介入销赃了。

  近些年来,中国民间文物珍藏热度不减,文物流通领域非法买卖、珍藏等乱象丛生。私人可移动文物流通是否需要专门的执法举行规制?王云霞以为完全没有需要。“由于文物的流通它是有一些特殊性的,只要把这些特殊性划定清晰就可以了。”

  事实上,2002 年《文物珍爱法》以及以后的数次修正本,在民间文物流通制度方面都未取得突破。王云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修正实在都不在做重大的调整,它的重点都是放在了和行政许可制度的相互衔接上,民间文物流通的制度完全不在历次的修正局限之内。

  一位警方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几年公安部一直希望推动民间文物挂号制度,但推不下去。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推动民间文物挂号制度受到的阻力很大,文物界许多专家对此持抵制态度,他们以为会导致大量非法的文物被正当化。霍政欣以为,推行民间文物挂号制度,只改文物珍爱法还不够,还需要对包罗民法典、物权法在内的执法举行修改,现行的执法框架还难以突破。此外,推行文物挂号制度,若是不能解决文物的所有权问题,而以占有权取代,政策效果就大打折扣。

  王云霞以为,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制度。在她看来,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如法国、日本,确立了私人所有文物的登录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是很难推行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文物流失追索难题

  2019年头,铸于西周晚期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泛起在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的一则拍卖讯息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青铜器研究专家张昌平第一时间看到了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他和其他文物专家发现,该组青铜器通体蓝锈,与近年湖北随州等地出土的曾国青铜器锈色相同,于是推测其为非法走私出境。然而,拍卖公司却提供了一个“民国旧藏”的身世版本。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示意,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并非民国旧藏,而是湖北随州区域春秋早期曾国高品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出土时间为近20年,而且能够证实该组青铜器于2014年在上海泛起过。

  2019年3月6日,国家文物局进一步核查发现,天下21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治理处均未解决该批青铜组器的出境手续,其为2014年之后被非法出口至日本。凭据东京中央拍卖公司设计,此套青铜器将于3月12日晚在东京圆顶饭馆拍卖。

  时间紧要,3月7日,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团结商定,通过外交起劲和刑事侦查相连系的方式睁开追索。3月8日,上海公安机关完成相关观察事情,认定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委托拍卖人和现实持有人周某有重大犯罪嫌疑,正式立案侦查。另一方面,国家文物局向日本驻华使馆转达流失文物信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要求日方配合。

  此时,身处日本的周某,仍坚称青铜组器是其在日本购置的,有正当泉源,并未在海内存放过。为了阻止拍卖,保证文物追索,上海警方一直在做事情,要求他携带文物回国。

  博弈了数月时间后,周某示意愿意上交。8月20日上午,拍卖公司将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送至中国驻日大使馆。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派出的团结事情组,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和日本外务省代表见证下,完成对此套青铜器的实物判定与吸收事情。

  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文物追索乐成在于公安、文物等部门反映迅速,方案设计周密,且相互协同配合默契。若是接纳惯常的国际司法协助途径来追索,无疑又是一场“马拉松”。

  事实上,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外流到日本,只是中国文物走私外流的冰山一角。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跨越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西欧、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区域,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团结国教科文组织另一则统计数字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目的10倍之多。

  而当下的非法走私还在让更多文物流向外洋。在亚洲,中国香港和日本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主要中转站和目的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是1970年UNESCO条约和1995年UNIDROIT条约缔约国,但这两个条约并未延展到香港。香港方面临加入这两个条约都没有努力的反馈,缘故原由是由于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文物商业治理宽松,“文物商业对香港经济有利益,严格治理对经济没利益,反而会增添执法成本,影响税收,以是一直不是很努力”。霍政欣说。多位受访警方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是中国文物外流值得关注的偏向。

  有别于传统的历史文物大省,上海文化市场繁荣,上海警方将袭击文物犯罪的重点放在文物非法流通和走私领域。前述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物走私通常通过夹带的方式偷运出境,一旦碰着海关检查就称是艺术品、工艺品。另一个途径则是南下广东,借助粤港两地都可通行的车辆从口岸偷运出境,有些文物还会被以集装箱货运的方式走私出境。上海公关机关下一步将重点与海关缉私局睁开互助,重点袭击文物涉关走私,并希望确立一个文物快速检查判别团队。

  近年来,中国逐渐加大了针对外洋流失文物的追索力度,有学者就曾建议组建一个专门的文物流失情报部门,重点关注外洋的拍卖公司、博物馆、私人大卖家等。现在,流失外洋的中国文物一样平常有四种追索途径,一是在追诉时效内,借助国际条约,通过司法途径追索;二是外交途径;三是外洋华人捐赠;四是购置。

  文物返照样一个国际性的庞大问题,外洋文物追索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以为,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1970年UNESCO条约和1995年UNIDROIT条约,但条约规制的工具和效力局限是有限的,尤其是由于缺乏溯及力,不能解决历史上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即便是加入条约之后发生的被盗和非法出口问题,也可能由于对方并非缔约国而无法适用。若是在非缔约国之间提出返还诉求,则通常需要依据所在地国执法举行,情形加倍庞大。

  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5年的UNIDROIT条约,只有40个缔约国,且大部分都是文物流出国,国际条约只有双方都加入才有约束力。1970年的UNESCO条约,虽然有140多个国家加入,但条约自己缺陷太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好比它只适用于馆藏文物的流失追索,但中国流失文物不少都是盗墓而来的。

  此外,在文物追索过程中,还经常面临各国海内法障碍,主要障碍点在于善意取得与文物买卖。有一种说法以为,凭据条约或所在地法,提出返还方需要对善意持有人举行抵偿,这对于原所有人是个对照繁重的肩负。王云霞以为,被盗文物必须返还这个规则的确立,对许多西方国家既有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个伟大的挑战,不能不思量到原所有人和善意占有人利益的平衡。若是现占有人确实是善意占有人,在购置时已经尽到观察义务,就应该获得合理抵偿。原所有人在抵偿了善意占有人之后,仍可以向前手继续追偿。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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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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