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群众?

虎嗅注:民粹主义被视为是搅动西方民主的主要罪魁。但若仅仅将民粹主义算作一种首脑支配下的群氓躁动,抑或是全球化的诸般问题在政治范畴的一时投射,显著不足以展现民粹主义的深层泉源。本文作者从“民主的悖论”这一视角,讨论了民粹主义“找回群众”的诉求与民主自身困难的内涵关联。这不唯一助于我们明白当代民粹主义政治的发作机理,也激发对民主及民主理论的从新审阅。

本文首发于《念书》2020年9月新刊,受权虎嗅转载,原标题《找回群众?——民粹主义与“民主的悖论”》。更多文章,可定阅购置《念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念书杂志”(ID: dushu_magazine)。

作者|聂智琪

头图|CFP.CN

二〇二〇年新年伊始,英国脱欧终究尘埃落定。往日的大英帝国回身拜别的侧影也许让不少人黯然神伤。有人感慨之余深思本日之果,也许又要追溯到新世纪以来在西欧阵容日隆的民粹主义。以为恰是具有自觉排外、群氓躁动等一系列非理性政治特性的民粹主义,推进英国终究走向了逆全球化的岔路支路。这类明白恰也回响反映了人们关于最近二十年搅动西欧民主的民粹主义政治的主流看法。

民粹主义的初志也许是以民为“精炼”,然则这一标签已然化身为民主异化的政治标记,对它的全然否认以至成为主流民主话语下的政治准确。不过问题在于,仅仅将民粹主义的鼓起归结为对公众热情的政治支配,进而将其诽谤为一种政治病症,显著没法充足诠释民粹主义在主流话语和政治实践上呈现出的庞大反差,即为什么久长浸淫于成熟民主系统体例的选民,会突然之间损失政治判断力转而支撑民粹主义?也许有人会说,此次民粹主义海潮与全球化所激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干。

这类诠释固然有其原理,但它仅仅将民粹主义视为社会经济问题在政治范畴的一时投射,就无视了一个越发根本性的问题:民粹主义是不是与民主自身的进程相干?或许说,民粹主义是不是是民主自身投下的永久伴影?

恰是基于这一问题熟悉,以卡农范、穆德、阿迪蒂为代表的学者提示我们关注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潜伏关联,以至试图发掘民粹主义之于民主的正面代价。

比方卡农范指出,民主自身就存在救赎性和经验性的两重面相,民粹主义的鼓起与内涵于民主的这类张力密切相干。而在穆德看来,民粹主义既是一种对民主的要挟,也多是一种改正民主的计划。阿迪蒂则以一个生动的比方道出了他对民粹主义的怜悯:民粹主义就像一个宴会上的醉酒客人,他的话语粗暴,却触及了原形——自在民主已忘记了群众主权的初心。

民粹主义毫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躁动,而是对当代民主自身难以挣脱的内涵逆境的回响反映。跟着议论的深切,在这些引发民粹主义的民主困难中,人们愈来愈关注民主的悖论这一最具应战性的问题。那末,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悖论成为民粹主义鼓起的深层泉源?

依卡农范之见,这一悖论常被人指为当代民主自身的复合式构造,个中的两大支柱——自在主义和群众主权——的张力一向存在。在当代法国思想家罗桑瓦龙看来,这类僵持性争执早在当代民主起始之初就已存在。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和以基佐为代表的理性自在主义的互相荡漾,历久主导着法国的政治转型。当前者诘问诘责后者从根本上扬弃了群众主权的准绳时,后者则指摘前者必然会堕入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政治。

不过揆诸汗青,在冗长的民主进程中,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到“二战”中的极权民主实践,群众主权准绳好像背负了更多的坏名声,以至于“二战”以后尤其是欧洲的民主实践广泛导向了强调人权和宪法优先的法治国情势。这类转变以至致使了关于西欧民主的传统印象的再次翻转。

依惯常之见,美国一向被视为以宪法约束群众主权的模范,其对司法检察、权益制衡等的强调使其带有更显著的反多半特性,从而辨别于因陷于激进的群众主权致使极权悲剧的大陆民主情势。而现在,欧盟日趋迈向一种以手艺权要为主导的理性治理情势,相形之下,美国反倒呈现出一种保守特性,这类保守的对象不是一般所指的个人自治意义上的权益,而恰好是被现今欧洲逐步忘却的集体性的群众主权准绳。

找回群众?

《民粹主义》(Populism),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1939-2018,英国基尔大学教授,主要研讨阿伦特政治思想、民粹主义)著

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就曾指出,美国的政治传统许可群众在破例状态下打破修宪范例直接进场,对包含权益在内的任何宪法性问题予以从新界定,而德国基于对纳粹的深思所制订的宪法,却划定了任何人都不能转变的基础权益。最近美国学者卡恩基于对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的奇特解读,更是进一步挑清楚明了美国相干于当代欧洲的破例论特性:“欧盟在寻求一种没有主权的政治——没有破例的执法。但是,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一种关于我们的政治轨制或我们的政治设想的战后重构。我们依旧是一个‘破例的’国度,由于我们从未摒弃我们对本身主权的信奉。”(《政治神学》,17页)

换言之,当欧洲广泛走向了关于逾越执法的主权者行为的否认,美国关于执法的明白依旧与群众主权和自我统治这些民主准绳密切相干,而不仅仅是将其归结为群众意志以外的理性。比方,美国关于国际法的抵牾看上去与欧洲的潮水扞格难入,实在是由于美国人将执法视为群众主权的产品,从而没法明白“一种在主权者那边没有渊源的范例系统怎样能构成执法”(同上,12页)。一样,美国的司法检察虽然指向的是对议会多半的制衡,但其合法性却来自对一个逾越世代的群众声响的保卫。与之对照的是,为欧洲国度所喜爱的宪法法院则是奠基于个人权益而非群众主权之上。

阿克曼和卡恩对西欧在民主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的阐释也许有可商议的地方,但有一点很明白:当代民主工程自身被视为是个抵牾的构造,而差异国度所展现出的民主款式和详细效果,则与自在主义和群众主权这两种气力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干。

当群众主权被自在主义过分压抑,民粹主义便大概成为民主主义者 “找回群众”的兵器。有论者就指出,时下理性自在主义已进一步蜕变成去政治化的手艺专家统治,以至于激发了民粹主义的猛烈反弹。在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鼓起就被视为是对欧盟日趋走向手艺专家统治的一种对抗。

所谓的荣耀伶仃与退群的背地,“找回群众”以至成为左右翼配合行为的动力。比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勒庞声称其首倡的只是群众主权和民族自治的准绳,以阻挡欧洲层面的专家治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塔克虽然身处左翼传统,却一样鼎力大举宣扬脱欧乃是英国群众从欧盟夺回群众主权的政治决断。他以至提示那些支撑英国留欧的左翼人士,脱欧并非中了 “民族主义”和“本地主义”之毒,而是从新招呼本来就属于欧洲政治传统的群众主权准绳。

 

找回群众?

《政治神学:新主权看法四论》(Political theology : 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美]保罗·卡恩(Paul Kahn)著,郑琪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泉源:douban.com)

将民粹主义的泉源追溯到当代民主的悖论式构造,这类思绪固然有助于认真对待民粹主义及其所展现出的民主实践的问题,然则也大概致使一个新的风险:试图“找回群众”的民粹主义与一样主意“群众统治”的民主的差异被隐约了,以至于本应当予以小心的民粹主义成为民主的代名词,而这极大概又将民主引向另一个极度。因而,米勒和乌尔碧娜缇都不谋而合地指摘将当代民主明白为自在加民主的悖论式构造的看法,以为民主自身就应当是自在的和多元主义的。

比方米勒主意在多元和复数的意义上来明白群众,以辨别于民粹主义强调的同质性的群众观。看上去这类多元群众观很有理论上的吸引力。由于这一明白不仅注重到了廓清民主与民粹主义辨别的主要性,而且将自在民主系统体例的合法性直接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之上,而非依循传统的“以自在控制群众主权”的思绪,从而有助于躲避激进民主对其“压抑群众”的诘问诘责。就此而言,针对民粹主义“找回群众”的激进计划,自在民主的回应不必重谈“群众暴政”的老调进而锐意逃避群众话语,而是拥抱一种多元和复数意义上的群众。换言之,假如群众本来就一向在那儿,民粹主义“找回群众”的诉求就损失了合法性。

经过历程争取对群众的阐释权,米勒试图完整斩断民主与民粹主义之间暗昧不清的关联。这类毕其功于一役的理论志向固然使人钦佩,然则也使其叙述显得有些大略。一个越发深层的理论问题是:首倡一种复数意义上的群众观是不是真的足以化解民主的内涵逆境,进而提防民粹主义对民主的腐蚀?

固然,在英语语境中将群众视为多元的存在是很天然的一种明白,由于 people自身就是复数情势的集合体。而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是拉丁文的 populous,照样欧洲多半民族运用的“群众”一词(如意大利语的 popolo、法语的 peuple和德语的 Volk等)都指向一种单数的群众,后者以至与民粹主义的群众观很有符合的地方。然则一向致力于恢复欧陆民主之于当代民主理论的奇特代价的罗桑瓦龙指出,英美政治思想对群众的复数化明白并没有把握住当代民主的中心问题,即怎样从一个纷纷多样的民主社会中发生出一种团体性的群众政治。

关于罗桑瓦龙而言,对激进民主致使的极权主义的深思并不意味着都要导向自在主义一边。现实上只需民主是作为一种政治配合体的存在款式,就势必没法挣脱关于一种团体上的群众的须要。比方,无论是自在主义强调的宪法照样哈贝马斯所喜爱的民主商谈程序,虽然基于好处多元或政治多元的差异视角都试图包涵一种复数意义上的群众,然则这一宪法和商谈程序自身却预设了一个就其杀青共鸣的一致的群众(虽然这类民主之下的团体性群众与民粹主义的单数群众的差异仍有待给出理论上的廓清)。

找回群众?

当代法国思想家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envalon)

而更主要的是,无论是从“一致”照样“多元”的角度来明白群众,都邑碰到一个迄今为止被民主理论严峻无视且殊难化解的悖论——群众的边境困难(boundary problem)。这一困难指向的是群众自身在构成上的逆境,偶然也被称为群众的不确定性悖论。某种意义上,这一躲藏于群众自身的悖论比前面说起的自在主义与群众主权之争越发辣手。

详细来说,依据一般对民主的明白,民主轨制的合法性泉源于群众的赞同。然则人们每每对给予轨制以合法性的主体即群众的合法性缺少关注,从而无视了对以下问题的诘问:群众自身又是怎样构成的?换言之,群众也须要经过历程民主的体式格局来界定。

但遗憾的是,在实际的民主实践中,这个“群众”却经常要诉诸地舆、汗青、轨制以至强迫性气力的事前划定。这就致使了另一个民主理论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被视为对权益与轨制给予合法性的群众自身却面对合法性的质疑。对此困难,民主理论巨匠达尔也深感头疼,以至将其视为民主理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暗影:“在实际的天下里,就民主的目标而言,‘群众 ’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更有大概来自政治行为和争执,而非基于民主准绳和实践的理性推论,而这又经常伴跟着暴力和强迫力。正如我们所见,在处置惩罚这一特定问题方面,民主理论没法给我们更多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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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德]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著,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泉源:douban.com)

学界迄今对这一困难的熟悉仍流于外表以至于发生误解,从而严峻低估了其关于民主理论的主要性。比方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虽然也提到了这一边境困难对民主构成的逆境,但他只是将其明白为民族国度的地舆边境所致使的国民资历问题,以为除非首倡一种天下主义,不然民主理论不大概就此给出一劳永逸的处置惩罚计划,而实际中适当的回应之道也只能是由现有配合体的成员与愿望到场的成员开放性地加以协商和议论。

固然,实际的民主系统体例确切都预设了一个特定民族国度边境以内的群众,因而纵然是像《自力宣言》和《人权宣言》那样的典范文献看上去宣布的是普世的人权,实在际的民主设想也是指向特定领土里的群众。这类地舆边境一般有助于建构一种相对同质的群众配合体,且每每又离不开汗青传统以至是暴力制服的影响。这不仅使其难以获得民主范例的辩解,也使民主与一样强调边境和排挤的民粹主义难以辨别。而在实践层面,关于那些新自力的转型国度,这类群众的边境困难以至会带来暴力争执和种族洗濯,致使迈克尔·曼所说的“民主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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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阴暗面:诠释种族洗濯》(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英]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中心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泉源:douban.com)

不过团体上假如边境困难只是指向民族国度的地舆要素所致使的逆境,实在问题还没那末严峻。由于,在范例层面,民主理论的回应既可以诉诸激进的天下主义,也就是经过历程设想一种天下国民的图景来从根本上化解这一困难;也可以提出更妥当一点的主意如“一切遭到决议计划影响的人都应当归入群众局限”的准绳,以此逾越民族国度关于群众局限的狭窄设定。

而在现实层面,纵然早先民族国度的群众的构成没法挣脱汗青和强力的约束,考虑到一切实际的民主国度都不免这一困难,且这类约束只限于开端或稀有的时候,范例性的民主理论也只能将这一现实悬置,去讨论在此以后的群众怎样举行民主决议计划的问题——这恰好是当代理论采用的主流思绪。比方罗尔斯就认可并不存在一个人们经过历程完整自愿而构成的社会,因而政治哲学只能将现有的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可见,关于罗尔斯而言,群众自身的构成被视为是外在于民主的问题,而不被归入其范例性的议论视野。

但现实上,如许就大大低估了这一内生于民主的根本性逆境关于民主理论和实践所构成的应战。由于,边境困难并不局限于开国或许稀有的时候,个中的“边境”也不仅仅是指地舆意义上的。它实在贯串于民主的全部历程,当特定的政治配合体构成以后,群众依旧延续面对关于其自身构成的正当性拷问。在这里,带有强迫意味的地舆边境不再构成对群众的主要约束,而是代之以民主轨制自身。

自此便面对一个更难化解的轨制与群众之间的恶性轮回:民主之下的轨制合法性须要群众来给予,但与此同时这个须要对轨制赋权的群众自身的构成(如选民的资历)又须要轨制来界定。可见,纵然是激进的天下主义计划可以成为实际,这类包涵全球的国民资历理论也不能在根本上化解这一悖论。由于群众依旧延续面对怎样经过历程轨制来界定自身的逆境。换言之,我们没法仅经过历程投票的体式格局来决议谁属于谁人可以就该问题投票的群众。比方,当要决议选民岁数是不是要从十八岁降到十六岁,轨制与群众的轮回就涌现了。考虑到实际中的政治配合体随时会有人退出和到场,这类群众与轨制的恶性轮回就越发使人搅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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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左券论》,[法] 让-雅克·卢梭著,黄小彦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泉源:douban.com)

值得一提的是,卢梭曾在《社会左券论》中谈到了相似的逆境:“为了群众在构成之初就看到成熟的政治准绳,接收治国方略的基础统治,效果就必须成为原因:本应由新的社会机构发生的社会精力必须在机构降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执法降生前群众就得已成为该法的治下之民。”

卢梭的意义是,为了让群众可以真正胜任表现公意的立法事情,就必须起首要有一个能发生如许的群众的执法,然则好的执法自身又是由这类有美德的群众来制订的。卢梭在这里面对的两难处境是:好的群众与好的执法,究竟孰先孰后?一种主流的看法以为,为了化解这一轮回,卢梭终究诉诸一个在执法发生之前可以对群众予以指导的公平的立法者。然则引入一个外在于群众的立法者与卢梭主意的群众主权准绳并不符合。

固然,严厉讲,卢梭这里触及的是好的执法与好的群众之间的轮回问题,而不是越发基础的轨制与群众的轮回逆境。换言之,纵然恰巧存在有美德的群众,并由其制订出一个公平的执法,然则这个群众自身的局限依旧没法挣脱是由轨制预先确定,照样任由传统以至是暴力要素主导的逆境。

可见,民主理论的中心地带实在存在一个难以化解的边境困难:群众自身的构成难以经过历程民主的体式格局获得辩解。假如说民主理论存在诸多悖论,边境困难多是最为根本性的。由于群众是民主的逻辑出发点,假如连群众自身都面对没法挣脱的轮回逆境,更遑论对其他问题以至是悖论的化解。纵然自在与民主的张力得以减缓(比方经过历程哈贝马斯提出的人权与群众主权的共源说),群众的边境困难也依旧存在。另外,假如说诸如人权与群众主权之争如许的困难,处置惩罚的只是两种差异的事物之间的关联,边境困难倒是一种轮回悖论,这显著是传统的民主理论越发难以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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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与范例之间:关于执法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泉源:thepaper.cn)

也许正因如此,这一悖论历久以来并没有遭到民主理论应有的关注,以至于达尔慨叹汗青上那些巨大思想家险些都对此疏忽不顾了。这类理论上的无视致使我们没法有用诊断和应对其对轨制和群众的合法性所提出的严重应战,进而成为引发民粹主义极度回应的深层泉源。就轨制而言,假如作为受权主体的群众自身存在合法性的问题,那末经过其赞同的轨制的民主合法性就使人疑心了。

达尔就指出:“构成某一政治系统的人以没法证实其正当性的体式格局结合起来,在这类意义上,那一系统的民主代价就被下降了。”显著,轨制合法性的下降会引发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偏向。而群众自身构成的逆境也大概推进民粹主义去找寻地道的群众。

在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寻求一种具有配合文明或种族特性的民族意义上的群众;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则试图从阶层的维度设想一种一致的群众。可以说,民粹主义这类对地道群众的固执寻求恰好回响反映了民主之下的 “群众的不确定性”所激发的焦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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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1915-2014,泉源:latimes.com)

不过遗憾的是,当民粹主义以“找回群众”的诉求来回应当代民主的逆境,在本应对此近况予以庄重深思的当代民主理论中,“群众”却被边沿化了。

且不说传统的自在主义民主理论,其他诸如介入式民主、协商民主和熟悉论民主等理论派别,虽然都旨在填补或许是纠偏自在主义民主,但其中心叙述都是缭绕“介入、协商和真谛”等话语睁开,从而有意无意地绕开了“群众”这一民主理论中最为中心的看法。确切,相较于之前的国王,集体性的群众面貌隐约不清,轻易被人改动和应用,以至于愈来愈沉溺堕落为民主时期的一个尊贵的假话,抑或是带有压抑性的因而是须要小心以至扬弃的一个风险看法。

然则一种扬弃了群众的民主理论,怎样能有用回应民粹主义的应战?因而,虽然民粹主义给出的计划值得小心,然则从中若可以反观民主内涵的张力和悖论,进而从理论上予以适当回应,也许是当下民主理论的希望上最可期待的。个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在勇于“找回群众”的同时从新阐释群众的看法,从而将民主真正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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