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

打证明先给两千块?温州一村干部被停职

新京报快讯 据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办事处官方微博消息,2020年8月13日下午,针对近日网帖《温州最“脏”村书记诞生!满口脏话:打证明?先给2000块》反映的相关问题,经永兴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给予沙园…

原标题: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

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

摘要:韶关市始兴县位于粤北的南岭山脉南麓,四面环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19年省定的贫困村就有29个。但在那里,一群农村妇女正通过独立试验,试图改变村庄的风貌。

每个月,有那么几天,她们会从稻田泥土、鸡鸭养殖场中抽身出来,骑着摩托车、电动车,从几十里外的山坳赶到某个村落。十几个村庄留下过她们的足迹。她们办起农业交流会、亲子读书课、暑期乡村夏令营,甚至是儿童性教育课程等等。活动结束,她们又奔回田野深处,继续收割这一季未完的稻子。

她们是始兴县绿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始兴绿芽”)的志愿者。2016年,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广东绿芽基金会”)资助下,始兴绿芽成立。这个由乡村妇女组成的机构,试图通过村民关心的农业问题,把散落在田地和大棚的妇女联结起来,再由她们发起和组织社区活动,给乡村儿童、妇女提供公共服务。

机构不局限于关注女性本身,更不是刻板的口号呐喊。这些女性参与到实际的公共事务中,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乡村环境里,摆脱传统的女性定义——“某某媳妇”、“某某妈妈”,以自己的名字和女性自我的身份,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

这是搜狐新闻“致敬中国扶贫者”系列的第二篇。

文|蔡家欣

编辑|毛翊君

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始兴绿芽义工到村里走访慰问。受访者供图

儿童性教育

八月,正是庄稼换季时。立秋的凉风吹来前,稻农忙着插秧播种。等到红日西斜,乌石村的稻农扛起锄头,走在田埂上,卷起的裤腿满是泥印。水田映出夕阳破碎的余晖,蛙声无休无止。

如果停下脚步,燥热的空气中,隐约能听到一些独特的声音:整齐又热烈的掌声、孩子的哄堂大笑。最特别的是,有一群年轻人在唱歌,吉它琴弦拨动,“咚咚”的乐器声,震碎了农忙时节村庄埋头干活的沉闷。

声音来自村庄主干道旁的一栋白色建筑。8月3日晚上6点半,乌石村社区夏令营活动在这里举行开营仪式。活动组织者是一群乡村妇女,45岁的吴秀兰在其中负责。

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始兴县红梨村夏令营开营当天。蔡家欣摄

两个班,57个参营的孩子坐在台下。礼堂门窗外,十多个老人好奇地探头,时不时冲孩子喊一声: “你坐好,认真听老师讲”。未来二十天,这些孩子会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学习绘画、音乐、游戏、农业实地种植等课程。此外,还有专门针对乡村儿童制定的性教育课程。

性教育内容是放在动画片里的。2019年,引进这个课程前,广东绿芽基金会的志愿者曾做过入户调查。留守的老人语气愤怒:“你们搞这个干什么!” 他们误以为,这是要“教坏小孩”。年轻的家长倒是很快接受了,他们一直困惑于,不知道如何告诉孩子去自我保护。

“做这些事,不能强求。”吴秀兰声音有点沙哑,脸庞清瘦黝黑,笑容下有一丝无奈。办了四年活动,她已经习惯应对困境,尤其是不被理解的情况。第一年,在顿岗镇七北村,因为老人的不理解,要村干部出面动员,才让夏令营勉强招满两个班。

这些活动落地到各个村庄,三样条件缺一不可:资金场地、村委支持、家长同意。

2020年,这场夏令营选在乌石村和红梨村举办,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村庄有场地。乌石村这栋旧楼,前身是乌石村人民公社大食堂,两年前经过修葺,现在是村庄妇女和儿童独立的公共娱乐空间。200平米的空间,吴秀兰临时拉来一块白色塑料布,一分为二,供两个班级上课。

最难的是招生。在这样的乡村,让孩子的成绩赢在起跑线,是父母对教育最大的期盼。每年暑假,他们同样争先恐后送孩子上语、数、英等各种补习班。面对夏令营的招生,最常有的拒绝就是:孩子要补习,不能去你们那里玩。

吴秀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家长们的痛点。她抓住两个问题:“你总不能只想小孩成绩好,但以后都不会跟人交流吧?”“我们有性教育课程,可以教小孩保护自己。”——曾经,乌石村有3名男性因性侵女童被判刑入狱,这成为所有家长的恐惧。

四年来,这样的乡村社区夏令营已经举办了六场。相继有三个村庄,接近600位学生参与进来。除此,吴秀兰和始兴绿芽的农妇们,还要在这个有着21.9万常住人口、113个村庄的县城,给妇女培训农业技术、开展家庭教育知识讲座等。

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始兴绿芽三周年年会,绿芽姐妹朗诵诗歌《一粒种子一片森林》。受访者供图

每年九月,她们顶着烈日,挨家挨户“求钱”。6万元的一场活动资金,80%由广东绿芽基金会提供,剩下的是始兴绿芽自行筹集。好心的村民掏出皱巴巴的纸币,1元、5元、10元,这样一点点凑起来。

对于这群乡村妇女,试图在农村田地上,引进素质教育发展观念的原因,广东绿芽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性别平等。”她们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帮助老人和儿童,让人看到乡村妇女的价值和地位,改变家庭地位。在邹伟全看来,社会平等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体现。

“点燃”村庄的妇女

四年时间,吴秀兰创办的始兴绿芽从6人扩大到了30多人。这群走出家庭、把夏令营活动带到乡村的妇女,几乎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农民。也正是如此,她们从散落的田间汇集起来。

吴秀兰拥有100亩西瓜基地,全部使用微生物肥料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培训课讲师,是她在县里的另一个身份。这个理念的苗头,源于十多年前的经历。

从小饱受贫穷折磨,让吴秀兰渴望赚钱。她17岁只身闯荡珠三角,为了学习粤语,在包吃住的饭店洗碗,每天干20个小时,拿到5块钱。直到1997年,吴秀兰才有了些底气:做制服销售,一年挣到两万元。但她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在路上买碗炒粉吃。

那年,她21岁,被查出结肠癌,拿到化验单,在医院门口的路上放声大哭。两小时后,她停止哭泣,决定“该治疗治疗,好好过每一天”。那几年,吴秀兰独自奔波在医院和工厂之间,挣钱为自己治疗。

2008年,病愈后,吴秀兰从东莞回到家乡韶关。人生目标从挣钱变成活下来。为了吃得更健康,她承包下30亩山地,养2000只鸡,抛弃了以速度见长的饲料养殖,选择用传统的谷物、米糠养鸡。

2016年,听说广东绿芽基金会正在从化市乐明村开展生态农业项目,吴秀兰主动请缨,希望在始兴县里引进这个项目。那年冬天,广东绿芽基金会经过考察,发现始兴有符合条件的种植基础,更为关键的是,妇女关心农业问题,于是决定也在此开展生态农业项目。

这个县城位于广东北部,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改革开放后,许多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选择离开家乡,到珠三角地区打工。妇女留守家庭,照看老人、孩子和几分田地。2000年以后,始兴县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留守妇女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鸡鸭。

每一年,广东绿芽基金会会定期在始兴组织培训课程,帮助更多妇女掌握更经济、更生态的种养方法。在这些培训课上,吴秀兰结识了陈翠练、邓丽妃等乡村妇女,她们后来都成为始兴绿芽的重要义工。

46岁的陈翠练,在30亩的山头上养起2000多只鸡鸭,她用曾经打工三年积攒下的8000元,买了鸭苗。但最后,由于病毒感染,鸭子相继死去。因为丈夫常年外出打工,28岁的邓丽妃独自照看8亩水田和2000只鸡。家里的猪患病,邓丽妃给它们打针,几百斤的母猪一个反弹,钢管似的针头一下扎进她手掌,瞬间起了个大包。最终,十来头猪还是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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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她们仍旧渴望通过学习,获得成功,不断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农业培训活动。而随着广东绿芽基金会生态农业项目的引进,陆续有人从“生态”二字中尝到甜头。

2019年,广东绿芽基金会分别资助邓丽妃和陈翠练改造场地,实现养殖发酵零排放。栏舍的异味消失了,清栏的劳动力也减省了。以往三、四天就要打扫一次的栏舍,现在半个月才清理一次。陈翠练还用清理出的排泄物,开垦出一块三亩大的丝瓜地。今年夏天,她售卖丝瓜,两个月收入近万元。

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邓丽妃背着孩子在田里干活。受访者供图

邹伟全提及,广东绿芽项目的发展前提,是当地要有像吴秀兰这样的妇女骨干主动申请。比如,在潮汕地区,很多乡村妇女不识字,在妇女骨干吴利珠开办乡村图书室的基础上,广东绿芽基金会扶持她举办“新女子夜校”,帮助当地妇女识字、说普通话。而广西阳朔因旅游业发达,绿芽基金会选中骨干妇女成艳蕊,扶持其建立社区餐厅,给乡村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截至2019年末,在广东省绿芽基金会的扶持下,类似始兴绿芽这样的乡村妇女组织,在全国已有67个,像吴秀兰这样的乡村妇女骨干也超过9000名。依靠不同基础联结起来的乡村妇女,在各自社区内开展妇女、儿童、老人关爱服务等活动,以反哺社区。

广东绿芽基金会试图给乡村妇女 “赋能”,也就是根据不同地区乡村妇女的需求和基础,在当地投放资源,搭建相应的行动网络,支持乡村妇女自行组织运营乡村社区中心。

随着青壮年、男性离开乡村,乡村失去主心骨而走向凋敝。而邹伟全认为,被迫留守的妇女可能会成为新的能量群体,“找到一个支点,把她们联接起来,她们会变成点燃村庄的一群人。”

心理联结

让这群妇女联动起来反哺社区,这是广东绿芽基金会面临的问题。她们通过资助,打造乡村公共空间“半乡学堂”,为乡村妇女的联结提供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以此为基础,推动乡村妇女发展的在地力量。

始兴县有两个落地的“半乡学堂”:乌石村和七北村。35岁的廖周云是乌石村“半乡学堂”的日常运营人员。五年前,为了家庭,她放弃深圳高薪的销售工作,回到家乡。离开十多年,乌石村像是陌生人的社区——白天丈夫上班,公婆下地干活,她一个人在老房子里,刚出生的孩子咿咿呀呀,没人和廖周云聊天。

广东绿芽基金让善于交流的廖周云参加育儿、早教课程。每个周末,学堂大门一打开,村妇女带着小孩来这里读书,廖周云就在一旁指导,给孩子们讲故事,也跟妈妈交流育儿心得,乡村妇女的日子,终于不再漫长和无所事事了。

每个人过往的生存经验,都会转变成一笔财富,反哺乡村的妇女和儿童。8月7号晚上,志愿者交流会上,台下几十个陌生听众,陈翠练、邓丽妃站在台上分享养殖、种植经验,神态自如。类似的交流会,她们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换以前,她们每天双脚扎进田泥里,与大自然争分夺秒,无暇顾及其它。或者,在人多的场合里,她们会紧张得难以说话。

“长期在乡村,她们缺乏自信,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屈服家庭,屈从于原有的社区关系,个人发展也会受到限制。”邹伟全说。作为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她为此做田野调查,曾在乡村生活四、五年。常年摸爬滚打于此,邹伟全深知这种不自信源于性别的不平等:村里的公共事务是男性开会签字,家里的钱是丈夫在收,很多女性甚至没有一个银行账户……

在邹伟全的观察里,乡村妇女留下来陪伴老人小孩,自己却缺乏陪伴,身心都处于超负荷状态。社区活动让她们有了社群关系的联结,乡村妇女彼此间的孤独和苦闷,在绿芽这个平台里产生反应,找到久违的认同感和价值感。通过提供资源和支持,邹伟全想激发女性的自信,“以前是她们听别人讲课,未来我希望她们能给别人讲课。”

在这样的鼓动下,有人跨出了第一步。花了10万元,承包下30亩地,种1000株橘子树——2018年,48岁的朱定端创业了。

丈夫第一个反对,“脑子进水了”。她依然举锄头上山,但用力一掘,全是石头,发现被坑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天上午6点,她自己骑车进山,把石头一块一块挖出来,再用担子挑走。

朱定端是典型的、为家庭牺牲的妇女。20年前,朱定端的弟媳从珠三角打工回来,她5岁的儿子跟人介绍:这是我的姐姐。那时起,朱定端就决心不让自家小孩做留守儿童,“连自己妈妈都不认识,钱再多有什么用?”整整19年,她委身于县城电子厂,每天和噪音烟尘打交道近12个小时,直到两个女儿大学毕业。

如今,创业两年过去,生活不再是工厂、田地、家庭三点一线,朱定端到处参加社区活动,绿芽的同伴们还教她使用手机和微信。橘子树苗从半米长到一米,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两个女儿开始支持她,丈夫虽然还是逢人就埋怨她“瞎折腾”,但也主动帮她浇水除草。

原创 乡村妇女的“独立”试验: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 50岁种千棵橘树朱定端在田间露出笑容。受访者供图

朱定端喜欢和绿芽的同伴们在一起,请教树苗的养殖,也说说笑笑。即便横在她们身后的问题几乎没有变,比如关于生计、家庭、小孩,但至少得到短暂的精神愉悦。

实验的偶然与必然

在乡村开展社区活动并不容易,更何况是一群手中没有任何资源的农民女性。吴秀兰记得,在负责始兴绿芽时,最开始做“半乡学堂”的项目,她和村委沟通,有人直接拒绝她:不做这种民间项目;还有人说,你们就是没地方去,才来我们农村做。更多的情况是,跟她暗示要请吃饭送礼。

两年跑下来,原先物色的七、八个村庄,真正落地正常运作的,只有两个。吴秀兰有过两次惨痛的教训。一次,项目确认后,对方要求她们出钱之后就退出,落实的事由村委会自行执行。还有一次,“半乡学堂”落成后,变成一个摆设,平日大门紧闭,村民无法在里面开展活动。吴秀兰要求拿回运行权,对方拒绝。

很多时候,吴秀兰力不从心。在乡村,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村委的支持意愿。其中,又有很大的偶然性:村委的个人热情和能力。

广东绿芽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对这点深有体会,“在乡村的实用主义逻辑中,社区项目可有可无”。2013年,广东绿芽基金会首先在从化市长流村开展试验,阅览图书室项目很顺利。后来,他们试图引进生态农业,因涉及到一块土地的使用问题,他们立马变成这个村庄不受欢迎的人。最后,生态农业项目落地隔壁乐明村——因为乐明村有两个老干部支持,带着邹伟全四处考察,介绍每一块土地的利弊和村庄建设。

那几年,邹伟全的所有时间几乎都投入乡村。日子一久,她也会莫名被卷入复杂的网络关系中。广东绿芽基金会曾邀请艺术家,给乐明村风雨亭做改造,亭子外壁用竹子包裹完后,一批村民反对艺术家再给风雨亭加盖。这个小亭子,牵扯到村内几个小组的土地利益,项目只能就此搁置。

邹伟全得出结论,这种“反对”,可能是建立在土地的利益上,也可能没有任何理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可能不是反对你,是反对支持你的人”。

那是广东绿芽基金会从0到1的一个过程。现在,邹伟全和广东绿芽基金会不再介入各个村子的具体问题。这些纠纷,通过在地妇女去解决更为妥当,她们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树立信任,能成为更持久的力量。

常常有乡村女性问邹伟全:你做这个有什么用?你走了以后,我们能改变什么?

不能改变的东西确实很多。邹伟全列出“乡村女性发展”的四个核心需求,首先是改善生计,再层层递进,到教育、环境,最后才是改善性别不平等现状。

实际上,在现阶段,生计的改善都没有太多成果,风险随时出现。邓丽妃养殖2000只走地鸡,碰上疫情,交通封锁,产品滞销,7万元负债增加到12万元。产品卖出前,她都要靠信用卡过活。挨过各种难关的陈翠练,农场正要风生水起,又今年四月,突然接到通知,养殖场要被拆迁了。

“在农村,要考虑到很多家庭的实际需要。”扎根于农村的吴秀兰说。以生态农业为例,它抛弃传统农药化肥,讲究自然规律,种养周期更长,但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经济条件并不足以支撑这样长周期的回报。

从微观的视角上看,更为细碎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也更难撼动。虽然朱定端走出独立创业的一步,但30岁的女儿不结婚,是她心头大患,她觉得婚姻是女性必需经历的阶段。此外,加入绿芽妇女组织后,有人因为丈夫反对,选择离开;为了维持家庭稳定,也有人使用策略,出门参加社区活动前,先得把家务、农活都做到无可挑剔。

为了抵抗和有选择,乡村妇女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以往更多。

邹伟全能理解所有的选择。就像看到被家暴的农村妇女,她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不能跳出环境提离婚,因为娘家回不去,走到这一步,农村妇女是很难独立生存的。回到出发点,她告诉自己,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更不要代入救世主的角色,一切不能操之过急,而要耐心等待变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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